日前，《南華早報》（South China Morning Post）於 11 月 4 日刊 A3 版刊登一篇題為「五所本地高校躋身亞洲前十」的報道。亞洲大學排名前十的榜單，由香港（5 所）、中國內地（3 所）及新加坡（2 所）的院校主導，包括港大（HKU）、北京大學、清華大學、香港城市大學（CityUHK）、香港中文大學（CUHK）、復旦大學、新加坡國立大學（NUS）及南洋理工大學（NTU）。這些大學所具備的規模與聲譽，澳門目前仍難以企及。

儘管澳門高校在 2027 年 QS 亞洲大學排名中顯著上升，但排名最高的仍是澳門大學（澳大），位列第 96 名，距離前十仍相當遙遠。主要原因在於排名的計算方式，以及澳門高等教育的結構性弱點被列為關鍵指標。QS 亞洲排名採用 11 項指標，其中兩項權重極高，即學術聲譽佔 30%、僱主聲譽佔 20%，而澳門高校恰恰在這兩項得分甚低。數據顯示，例如澳門大學（UM）學術聲譽僅得 18.5 分，僱主聲譽得 17.9 分；師生比同樣偏弱（11.7 分）。

澳門科技大學（MUST）的情況更為嚴峻，學術聲譽僅得 7.4 分，僱主聲譽得 10.9 分。

 

上述數據與前十院校相比差距懸殊，後者累積了數十年的全球認可。除聲譽之外，在規模與傳統方面，澳門特別行政區（澳門特區）的高等教育體系規模細小且年輕，亦進一步拉開了差距。前十均為歷史悠久、對外開放程度更高、人力資源及科研主力隊伍遠為雄厚的大學。

 

另一方面，區域競爭十分激烈。須指出香港特區及新加坡均為全球樞紐，即兩者皆投資於吸納優秀人才及研發（I&D）投入，吸引全球最頂尖的研究人員與學生，從而循環不斷地強化自身聲譽。

 

總而言之，可以說澳門的大學正在進步，但要躋身前十，必須大幅改善學術聲譽、僱主聲譽及師生比，以彌補與亞洲更成熟、更具競爭力的高等教育體系之間的差距。

 

日前，澳門大學隆重慶祝建校 45 周年。其前身可追溯至 1981 年創辦的私立東亞大學。1988 年，澳門政府收購該校，並開展將其轉型為公立院校的過程，而「澳門大學」這一官方名稱直至 1991 年才正式採用。這一歷史及辦學歷程，令澳大在謹慎、透明地運用有限公共資源（尤其是財政資源）方面背負更重責任，有關資源亦應接受相關部門的監察。

 

在本地、區域及國際環境下，公共財政日趨緊絀，而澳門特區收入大部分依賴博彩收益，每一項結構性投資均必須經過公眾諮詢、成本效益評估、訂定優先次序以及公眾監察，此點至為關鍵。我們並不質疑學術自主，亦不否認科學研究的重要性，但須提出質疑的是：有關公共投資的優先次序、合理性、是否存在重複投入，以及其是否與市民最迫切的社會需求相銜接。

 

根據澳大《五年發展規劃（2026/27–2030/31學年）》，澳門政府擬透過「R.E.A.C.H.」戰略及「一校兩園」（One University, Two Campuses）模式，將澳門打造成世界級創新與科研樞紐，當中包括融入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

 

據各大傳媒廣泛報道的公開資訊，澳大設立新醫學院，不僅旨在培養臨床醫生，亦在於構建創新生態系統，包括設立研究所、推動科研成果轉化進入市場，以及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尤其在生物醫藥、健康管理及生物醫學工程領域，配合「1+4」經濟適度多元發展政策。

 

然而，須指出澳門特區政府本身亦已公開承認，2025 年至 2027 年間，澳門每年將有逾 600 名醫療衛生領域畢業生，當中包括澳門科技大學（MUST）的畢業生。此一數量遠超本地臨床市場的吸納能力，年輕醫生在就業及專科培訓入讀方面已面對嚴重困難。

 

此一飽和狀況同樣延伸至已完成專科培訓的醫生。目前，約有四十名醫生已完成補充實習（專科實習），另有數百名正於澳門衛生局接受普通實習。上述專業人員近日到本人的民眾服務辦公室（GAC）反映，對於是否有實質職位供他們正式入職及職業晉升，深感憂慮與不明確。

 

我們知道，數十年來澳門一直受惠於華南地區穩定而成熟的優質醫學培訓渠道，尤以中山大學及暨南大學為代表。後者更是澳門醫療體系最主要的人才培養基地，本地公立醫療體系中近 70% 的專業人員均出自該校。

另一方面，須強調一項刻不容緩、絕不應被忽略的社會需求。現時長者宿舍（安老院舍）宿位平均輪候時間約為 16 個月。隨人口老化加速，2025 年約有 15.3% 人口年屆 65 歲或以上，故必須在基礎設施、社會設施及對貧困長者的財政支援方面，作出迅速而有效的回應。

 

澳大大規模擴張計劃擬將學生人數增至 25,000 人並擴建校園設施，而當中興建及營運一所新醫學院，將涉及龐大、長期且持續的公共投資。此一新辦學單位的相關成本將由公帑承擔，而公帑必須獲得合理、高效的管理。

 

須確保有關投資不會與澳門現有醫學教育機構（如澳科大）及周邊地區高等院校出現工作及資源上的重複投入。

 

在公共財政日趨緊縮的形勢下，財政資源的分配必須依從嚴格準則，優先處理最迫切的社會需求。否則，可能導致本已稀缺的公共資源分佈失衡，進一步加劇社會不平等。

 

我們不能忽視，公共資源日漸短缺、對博彩收益依賴甚高，因此必須以公開、有依據的方式證明：每一項新的結構性投資均屬確有必要、實具效用、並無重複，而最重要的是，具有社會優先性。

 

 

1. 鑒於澳大的規劃旨在於生物醫藥、健康管理等領域建立科研創新中心，而不僅僅是臨床培訓；同時考慮到澳門在華南地區已有成熟完善的優質醫學培訓渠道，如暨南大學、中山大學，以及本地院校如澳科大，澳門特區政府應就大舉投入、全新興建另一所公立醫學院提出有依據的說明。因為，若將有關款項用於設立獨立研究所（毋須承擔全科醫學本科課程的結構性成本）、與已有成熟基礎的大學深化高級培訓合作協議及發放獎學金，將更為合理、實用且具經濟效益，既可避免基礎設施及培訓供應重複，亦可讓澳大集中於研究生及科研（健康管理、生物醫學工程）方面，把本科臨床培訓交由現有合作院校承擔。政府會否這樣做？

 

2. 澳大五年規劃擬透過橫琴「一校兩園」模式，培養「全球人才」並融入大灣區。然而，我們不能忽視本地市場目前已趨飽和，以及新進專科醫生面對的高度就業不明朗。為此，澳門特區政府應就這些未來畢業生的市場吸納能力制訂具體預測及影響評估，並就這些新進專業人員（臨床醫生、管理人員或研究人員）留澳發展的可能性作出估算，確保公帑不會用於培訓日後失業或就業不足的人員，亦不致使其與已完成實習、正等候聘用的醫生直接競爭。政府會否這樣做？

 

3. 澳大文件規劃了大規模基礎設施擴建方案。就此，應優先落實具體而有效的措施，提升本澳高等院校（尤其澳門大學）的定位與排名，以縮窄與亞洲主要大學的差距。另一方面，面對長者院舍宿位輪候 16 個月此一社會緊急狀況，澳門政府應量化並公開擬投入這所新醫學院的公共投資總額，包括基礎設施、高新科技設備及年度營運成本，並就有關款項進行公開透明的成本效益評估，將此項旨在澳大「科學卓越」的投資，與長者支援網絡的投資需求兩相比較，說明公共款項的分配理據，並確保此項目真正對澳門社會有所裨益，而非僅僅一場學術形象工程。政府會否這樣做？

 

高天賜（José Maria Pereira Coutinho）

2026 年 11 月 9 日

15:18:04（UTC+8）